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是理论意识形态概念本身，而是意识形态操作中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从政治角度去看待理论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各类问题。具体说，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处理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不同的处理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原苏联为例，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等等。
事实上，从政治角度观察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或应对，是有许多研究课题的。这里我们只涉及两件事情：一、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处理关于自己历史的写作、宣传和教育；二、怎样使这种理论意识形态的宣传能为群众所接受而不失去本身的教育意义。苏联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的处理，是有教训可寻的。它们甚至同苏共垮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关于执政党历史的写作与宣传
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后，人们曾找到一条堪称致命的原因，这就是所谓“党史误国”说。这个说法是指，由于实行“公开性”，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等媒介大量出现对苏共历史的诋毁。一些人有意用翻历史“旧账”的方式，把以往共产党的正面形象摧毁殆尽。这种煽动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使一般群众对共产党的观感，一下子坠到深渊中。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历史上犯的错误，斯大林时代的所谓“政治罪行”，使得苏共被妖魔化了：它诋毁民主，实行个人独裁，经济模式僵化，发展滞后；它对人的迫害血腥而恐怖。在苏共垮台前后，苏联人中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谁维护苏共就等于维护官僚主义，等于维护社会经济的停滞，等于维护没有民主自由的专制制度。这种看法一旦形成社会性思维，就变成了不可逆转的力量。
应该承认，仅仅由于对历史问题的揭露，就导致了苏共的垮台，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苏共垮台作为一个历史性大事件，是复杂原因“合力”的结果。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历史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严肃性质。科学明智地对待历史问题，特别是对党的历史错误进行合理剖析，对维护党的形象，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执政党的历史问题，本质上关涉到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这里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而这种信任、支持和认同，是建立在一个执政党全部历史和现实活动之中的。试想一个党在既违背社会历史潮流而又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情况下，它能维持统治长久吗？因此，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由历史和现实叠加在一起共同奠定的。
这个说法可以从苏联经验中得到证明。还在苏俄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初，它就遇到过执政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当时，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不合法的。他们说，旧俄帝国生产力落后，根本“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此，布尔什维克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列宁应对了这个挑战，他写了《论我国革命》等文章，来为十月革命申辩。他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在这里，列宁使用了一个反诘式的逻辑：我们承认落后。但在夺取政权后，迅速用政权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社会主义应有的“文化水平”，怎么不可以呢？
关键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苏联后来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使社会革命党人对十月革命合法性的非议失去了论据。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时间过去了七十年，在“公开性”被提倡时，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又被激烈地提出来。有不少人认为，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落后，从根本上说是十月革命搞错了。很多苏联人相信，如果不用暴力革命破坏原有社会结构和秩序，使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这是个十分有“鼓动性”的说法。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所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挣脱了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链条”国家中所发生的革命，便要统统受到怀疑。二十世纪的革命合法性将大大受到质疑。
由此可见，历史问题和现实执政合法性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而又不易剥离。历史决定现实；现实又牵连历史。
除去革命合法性问题外，党在执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是社会理论意识形态中极为敏感的部分。如果处理不好，它也将严重扰乱人们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在苏联，斯大林犯下的错误是严重的。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其实也错误不断。这些错误不但使苏俄革命合法性问题又被翻了出来，而且导致苏联政治和社会走向困境。诸如“大清洗”、“集体化”带来的大量人口死亡、“卡廷森林案”、“医生谋杀案”、“失败的西伯利亚开发”、“卷入同美国的竞争”、“入侵阿富汗”，以及七十年代后长期经济停滞等等。这些苏共执政中的错误和问题，是历史存在，必须有人来为它们承担责任。不管动机如何，人们对执政党所犯错误的观感和态度，都是负面的。如果你承认由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是在实行政党政治制度（它是作为皇权与极权政治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那么严格说，执政的共产党，就必须准备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党的错误越严重，它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多，直至失去执政地位。这是现代政党政治的运行规律。我们不必讳言。
事实上，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某些人对共产党历史也颇多说法，对中国革命合法性的质疑，对中共执政中出现错误的负面议论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尽管，中国现今的发展使得这种负面议论和质疑缺少市场，但历史问题仍然不可能在人们记忆中随意消失。社会意识的多元化，也使各种倾向的思潮得到了扩散空间。例如，关于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与改良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文化“热点”，许多人都在争先表现这个题目。而所谓“告别革命”说，其实同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苏汉诺夫提出的怀疑十月革命合法性的观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必须承认，目前对理论意识形态的处理问题，要比以往复杂、尖锐得多。
对中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特别是1957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人们的议论会更多。例如对反右运动；对大跃进运动；以及对“文革”中出现的更大范围的政治内乱，人们当然不会没有看法，当然不会轻易忘记。
无论是申明自己的观点，还是暂且不说而保留它们，都是一种社会存在。虽然，在表面上看，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本身，并不具有特别大的能量。但如果它同某种社会变动结合起来，便有可能“触发”“链锁反应”。在苏联“八九”前后出现的“公开性”中，历史问题同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曾掀起过破坏性十分严重的社会潮流。
因此，与其说历史学家、党史学家的政治责任非常重大，还不如说掌握理论意识形态宣传权力的执政者，更需要科学、合理地解释历史，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接受苏联留给我们的教训。而这教训中最致命的，就是应该勇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客观地分析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实，列宁曾特别指出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可惜，列宁的后人并没有使自己变得“郑重”起来。事实是，苏联党在取得革命的重大成功之后，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保守了。它不愿意听取批评，更不愿意轻易揭露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揭露错误等于自我拆台。更不明智的是，他们还极力把历史垄断起来，不让人们了解真相，甚至编造虚假的历史。例如，一部《联共（布）党史》，精神主旨就在树立斯大林的个人威望。读过《联共党史》的人，只能从中得到斯大林从没有犯过错误，联共一贯正确的印象。
当然，一贯正确的人和事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斯大林的错误和苏共的错误，也无法被永远隐藏起来。而掩盖错误的结果，就是“公开性”里发生的激烈反弹。人们因为被欺骗和愚弄了，于是他们有理由不相信这部“历史”，进而，他们对所有苏联官方编写的历史，也都不再相信了。这种在苏联民众中的逆反情绪，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到极大破坏。假的历史更易于被人“妖魔化”。人们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仰，在短时间内轰然坍塌了。
这个教训对还在执政的共产党说来，非常重要。说自己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历史更不能被随心所欲地涂抹。涂抹的结果，是引起更大的怀疑。一个郑重的党，必须学会从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和分析中，获得人民的认同、信服和支持。问题在于，怎样分析自己的错误和“找寻”犯错误的原因？怎样确定对这种“找寻”尺度的把握？同时，在怎样的时机进行对错误的分析才最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说，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是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谬的。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不符合基本的历史真实。中国近现代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经历了三个“不可逆转”：革命不可逆转；社会主义不可逆转；改革不可逆转。在这三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擎大旗者。它立于历史潮头，代表和引导着时代的先进力量。无论承担多大的牺牲，它都勇敢地坚强地走下去。其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要让人们理解这些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讲透其中的道理，让所有中国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极为重要的。
至于党犯的错误，则表现为理论意识形态中更为敏感的部分。承认错误和解释错误，是历史阐述必要的两面。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认错误，更要分析和解释犯错误的原因。例如，你必须深刻合理地说明：“既然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那它为什么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之类的问题？
说到“好心办坏事”，人们还是会将信将疑。当人在纷繁的历史现场进行活动时，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实事求是虽好，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轻易做到。因而，有好动机也不能保证不办坏事。那么，什么才是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保证呢？
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指体制）。尽管导致错误的原因有许多，比如思想意识落后于现实、理论修养没有达到相应高度、国内外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等等，都会导致执政过程中的错误。但执政者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缺乏对犯错误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例如党内民主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严肃的苏联历史学家也是在制度层面上对苏共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针对“公开性”中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指出：“这种研究（按指所谓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等说法）的意图显然是想把斯大林设想成阴险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质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过都归结给他。……但是，制度本身却与此毫无关系。我们所有的不幸就在于领袖的个人品质……如果明确地说，就是许多人希望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但这却意味着回避了问题的基本实质，绕过了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执政期间强化了的制度的缔造者且同时又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事实上，用所谓“道德品质”、“性格人格”等来解读历史事件，最终是苍白无力的。其道理是，历史的真正轨迹，不是由某个历史人物的品质和性格决定的。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制度自身。毛泽东就说过，在西方国家，斯大林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发生。这是发人深省之论。因此，从个人性格、领袖意志乃至历史恩怨来叙写历史，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它们能暂时刺激人们的感官，却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例如当下海外风行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虽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对毛、周之间关系深文周纳，但最终还会引起人们怀疑：历史的真貌是这个样子吗？人的历史活动应不应该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革命者的品质是否真的是这样龌龊？除了毛、周，还有别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吗？等等。读过此书的人，会感到作者立意很难解。据说，香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部《晚年周恩来》，不能算作学术著作。
这件事告诉我们，人民所认同的历史，不是偏狭的个人恩怨，也不是无源之水的党内残酷斗争。它应来源于对历史过程的深刻制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动机。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经受历史曲折的原因。我们并不缺乏对历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无数的历史、党史教科书中，却缺少对错误的制度原因分析。只有科学合理、缜密有据的历史分析，才称得上“信史”。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问题时刻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讲，有人会讲；你讲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来争夺市场。
在对苏联党失败原因进行考察时，一个关于历史“颠覆政治”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历史作用发生的时机。根据苏联的教训，当国家经济状态低迷，人民生活水准下降，群众已对社会产生不满时，历史问题的提出，便会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汇合在一起，形成对党的威信的巨大破坏力量。可见，处理历史问题的深入、合宜、得体、适当、宽松等等，是社会意识形态操作的重要方面。据此，我们也应该正确处理党史写作与宣传的时机。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状态下，让人民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党的历史，以增加人们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即使某种“好心”的“讳莫如深”和并非认真地对历史的总结，都是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不利于最终的社会稳定的。
时代在发展。历史正在开始新的延续。因而，不应让历史“包袱”再阻碍新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作上说，应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相反。要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极为重要。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成熟化昭告我们：最安全的政策其实也就是透明和充分发挥民主的政策。
二、关于如何杜绝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问题
同上节立意相关，我们还须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如何杜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
政治意识形态有没有“贬值”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苏联八九事件中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后10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亚纳耶夫在谈到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我们来说，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权危机，最大的贬值就是政治贬值。亚纳耶夫解释说，在苏联时期，当人们打开电视的第一频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挥舞拳头讲话；再换第二频道，仍然是安德罗波夫在挥舞拳头讲话。人们厌倦了，于是也就不再关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渐贬值。
其实，政治就是政治。有政通人和、民主清明的政治；也有贪污腐化、污浊不堪的政治。政治本身并没有贬值之说。这里所谓政治“贬值”，实际是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是指作为执政者奉行的思想宣传“失效”。它不再能唤起人民对党的爱戴、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官方意识形态与人民失去了联系。它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而一个对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信任的社会，不仅如同人失去了理想一样，变得臃散而没有了主导。
苏共应该对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负责任。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家们相信，精神灌输是教育人民最好的办法。苏共的宣传体制是绝对集中的。它把舆论控制作为基本任务。因此“强行灌输”、“夸大事实”、“隐瞒真相”、“控制异见”、“垄断真理”和“操纵舆论”便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功能。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苏共一贯正确，苏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实上，垄断真理和垄断人们思想的后果，就是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真实性，从而也对政治失去兴趣。成本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不但起不到鼓动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使人感到厌倦、失望。这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失败。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曾坦言：垄断意识形态制度，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党史写作与宣传一样，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也在于它的真实性。如果宣传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人民，如果在喧嚣和连篇累牍之中，偏偏隐去了真实的部分，那么，无论多么豪华的词语，多么气势恢宏的概念和逻辑，都只能是空论而已。特别是，鼓吹一贯正确，明明问题已经成堆，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却仍高调宣传歌舞升平，这是人民最为反感的。事实上，在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舆论控制和消息封闭已经做不到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也有了更敏锐的判断力。
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人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涵，还不仅仅就是一个“真实”问题。如果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是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话，那么，它在性质上必定同社会意识是相契合的。它不应同社会割裂，更不应该变为社会大众的赘物或对立物。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是因为人民认同它，相信它。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宣传，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又如，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人民认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因而它成为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再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就同人民心中的期待产生了强烈共鸣。
相反，在原苏联时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广为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口号，虽大力推行，但人民反映平淡，并不买账。曾经被勃列日涅夫誉为“由党中央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第3版），虽经官方费力鼓吹，但同样被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所冷落。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不能脱离社会大众的基本价值观而存在。再高明的理论，再华丽的言语，一旦同人民的社会价值观不一致，那它立即会失去光彩，丧失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才是这个特定时代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简单说，就是“什么是人民所想？”“什么是人民所望？”不研究这样的问题，等于理论意识形态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宣教功能，也必须进行研究。根据苏联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宣传完全变成一种政治标识，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广告，是十分失败的。本来，一种充分反映人民希望的意识形态，它的宣教功能应该是强大和有生命力的。在历史上，我们党有过特别成功的“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经验和经历。从苏联经验我们得知，他们以为对一个理论，对一个政策的宣传，越大张旗鼓、越铺天盖地、越旷日持久就越好。其实，这样做效果很差。在实质上，这种宣教是在运用权力，迫人接受，强制接受。而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强制人们接受一种思想，一个理论，是很困难的。真正有效的宣传，是生动的，是同群众心贴心的，是涓涓细流，是耐心深入。最重要的，是宣传必须真实、可信。在抗击“SARS”和预防禽流感的社会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深得人心。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宣传使人民对党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因而是成功的。理论宣教也是同理。一个好的理论，肯定能“掌握”人民。因为它一定是同人民相贴近的。
此外，以苏联经验视之，宣教功能所以成效不显著，同话语风格也就是学风有着密切关系。在苏联时期，由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等“意识形态沙皇”连篇累牍发表的大块理论文章和重要讲话，常常概念套着概念，逻辑叠着逻辑。一些色彩华丽的“概括”，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其实它们并不为群众所接受。理论家们似乎愈把文章做得概念化，似乎愈显示作者的深刻与高明。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恋”。你的理论如果不被群众接受，或者说，你的理论只能靠行政力量去迫使人接受，那么显然，你的理论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在中国理论意识形态发展历史中，毛泽东堪称是理论大师和语言大师兼得的代表者。他最反对学风不正和“八股”调。他曾尖锐批评那些“读来使人睡觉”的文章。他自己的语言，充满了新鲜、生动的要素，一听便能辨别其声，把道理说到了人心深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献，其精彩、生动的语言虽历久仍可为人记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传统。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话讲不精、理说不透，哗众取宠、言称希腊的根源，是学风问题。而学风其实是思想意识的反映。一个健康的、同人民心心相通的宣传，必定是人民听得懂而不是“倒胃口”的宣传；而如果把理论宣传看作是官僚职业，看成是一种迎合，那是写不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的。
在亚纳耶夫们的反思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等于失去人心。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的结果，则使反社会的思潮和理论乘势而起。它们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虚假的空子，把不正确的东西兜售给大众。其实，原苏联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非不严密。但它越是严密，却越是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执不同政见的思潮，也正是在苏共对意识形态控制最严格的时候，在“地下”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激烈的。同我们上边论及历史、党史的写作同理，当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动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积存的负面因素，就会充分释放出来。那时，人们再想控制它，就难了。经历苏共垮台的苏联原领导人们，正是希望把这些道理告诉给我们。
（本文部分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